奥巴马的母亲：影响奥巴马一生的人

    她18岁就放弃学业，怀孕生子，后来却读到人类学的博士学位；她是美国的白人女子，把家安在印尼却如鱼得水；她是一个与生俱来的慈母，却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；她还是一个浪漫的实用主义者，很容易被感动得流泪，对待生活中的挫折却从容不迫。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说，她是一生中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，“她是我所知道的最仁慈、拥有最高尚灵魂的人，我身上最好的东西都要归功于她”。这个人就是奥巴马的母亲——安·苏托洛。当奥巴马成为许多美国人心目中的政治偶像时，人们忍不住要追寻他的成长之路。最近一期《时代》周刊封面文章就讲述了少为人知的这位母亲的故事。 

奥巴马微笑时，看起来很像母亲。

幼年的奥巴马和母亲安·苏托洛在一起。1995年，52岁的安死于子宫癌。

奥巴马的外祖母。

奥巴马夫妇两人向支持者招手。

    有人说奥巴马的母亲是个梦想家。她作出冒险的决定，而她的孩子们必须去承受这些选择的后果。她两次都跟来自异国的了解不多的男子结婚。两次婚姻也都失败了。她不得不依赖父母和朋友帮她养育两个孩子。

    “她经常哭，”奥巴马同母异父的妹妹玛雅·苏托洛说，“看到动物或者儿童被虐待，看了一部伤心的电影，她都会哭。”但在玛雅眼里，母亲也是勇敢的。“她很能干。她经常骑着摩托车出去做田野调查。她能看到问题的核心，她知道谁要为此负责。”

    在奥巴马身上，深深地烙着母亲的烙印。从他的竞选演讲中，人们可以发现他跟母亲一样对未来都有一点盲目的乐观。许多以前从不过问政治的人看中了奥巴马犀利的口才主动捐款给他，而这也是从母亲身上继承而来。奥巴马能感动成千上万跟自己截然不同的人，不能不说这归功于那个把他带入不同文化背景的母亲。

    第一次婚姻

    18岁成为黑人的新娘

    她出生于1942年，比希拉里早5年。她的父母给她起了一个男孩名“斯坦利”。她一直到高中都没有改名，尽管在此期间她不得不忍受人们对她名字的取笑。

    她的父亲是家具推销员，哪里有好机会就举家搬到哪里，所以她18岁之前搬过5次家，在美国的四个州生活过。斯坦利继承了父亲身上不安分的性格。她高中时就开始读哲学课程，还经常参加咖啡馆的哲学讨论会。“她非常聪明，性情安静，喜欢结交朋友，参加各种活动。”她的一位高中密友这样回忆她。

    斯坦利高中毕业后，父亲到夏威夷州寻找新机会，于是，她成为夏威夷大学的新生。在夏威夷大学，斯坦利正式改名为安——一个女性化的名字。安在俄语课上认识了奥巴马的父亲。他是第一个入读夏威夷大学的非洲人。他的同学回忆称，他有着磁石般的魅力，口才极好。

    当年秋天，安开始跟老奥巴马成双成对。上世纪60年代初，在夏威夷，白人跟黑人的恋爱还是不同寻常的。1961年2月，在相识7个月后，奥巴马的父母结婚了。当时，安已有三个月身孕。他们结婚没邀请任何人，朋友都是事后才知道。他们到底是为何结婚？对奥巴马来说，至今仍是个谜。即便是人们对早婚见怪不怪的1961年，安也结婚太早了。那一年，她才18岁。

    奥巴马1岁的时候，他的父亲离开夏威夷到哈佛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。老奥巴马有自己的计划：回到肯尼亚，为祖国的发展效力。他想带着在美国的妻儿一起回去，但是他在非洲老家还有妻子。最后，安决定不跟他去非洲。“她没有心存幻想。他有自己的生活方式，他来自一个家长制社会。”老奥巴马的大学同学说。

    1964年1月，安在结婚三年后提出离婚，身在哈佛大学的老奥巴马没有提出异议。父母离婚后，在听说父亲1982年在肯尼亚死于车祸前，奥巴马只见过父亲一次。

    第二次婚姻

    跟留学生丈夫来到印尼

    安做了当时大多数美国女性都不会做的事情：她嫁给一位非洲人，有了孩子又离婚。在人生的这个十字路口，她的人生道路可能会变得更加狭窄——她那么年轻，又被社会边缘化，而且必须独力抚养孩子。

    奥巴马两岁时，安重返校园，将小奥巴马交给自己的父母照顾。在夏威夷大学，她又遇到一个外国留学生——罗罗·苏托洛。苏托洛脾气不错，喜欢跟安的父亲一起下棋，也喜欢跟小奥巴马玩摔跤。1967年，奥巴马6岁那年，苏托洛向安求婚。

    几个月后，小奥巴马和母亲跟随继父回到印度尼西亚生活。罗罗·苏托洛的家在雅加达郊区。那里没有电，道路也不平坦。其时，苏哈托的统治刚刚开始，物价飞涨，通胀高达600％，各种物品都紧缺。

    奥巴马入读当地一所天主教学校。他很引人注目，这不仅因为他是外国人，而且因为他长得比当地人都要强壮。但是，他似乎并不在意别人的取笑，并不介意别的小孩叫他“黑鬼”。

    安渐渐地向印尼的生活方式靠拢，可是她的丈夫却变得越来越西化。他在一家美国石油公司一路晋升，常带她参加各种晚宴，晚宴上的白人男子喜欢吹嘘他们打高尔夫的球艺，而他们的妻子则喜欢抱怨自己的印尼仆人。她渐渐厌倦了这种生活，尽管他们两人很少争吵，但两人的共同点越来越少。

    安在美国驻印尼大使馆得到一份教职。那段时间，她每天早上4时就走进儿子的房间，教他英语。她没法送儿子去精英云集的国际学校，所以担心儿子不够上进。在天主教小学读了两年后，奥巴马转到离新家较近的一家印尼公立小学。他是学校里唯一的外国学生，不过他会说印尼语，不久就交了一些新朋友。

    安竭力在儿子的人生中补上黑人那一课。下班回来的她会带回美国民权运动的书籍，以及美国“福音歌女皇”——黑人歌手玛哈丽亚·杰克逊的磁带。她期冀种族融合，安给女儿买的布娃娃有着各种肤色，玛雅说，就“像一个联合国”。

    1971年，奥巴马10岁时，母亲把他送回夏威夷的外祖母身边，入读精英预备学校。为了让儿子受更好的教育，她不惜跟儿子分离，可以看出，她是多么重视教育。一年后，安带着女儿回到夏威夷，却把丈夫留在身后。她开始攻读夏威夷大学的硕士学位，研究印尼人类学。在这段时间，作为人类学工作者，

    奥巴马的继父频频到夏威夷跟他们会面，但是他们再也没有一起生活过。1980年，安提出离婚。就像对奥巴马的生父一样，她还一直跟罗罗保持联系，并且没有索要赡养费。

　　奥巴马回忆母亲：

    未能送终永生遗憾

    在跟儿女挤在一间小公寓里，靠助学金生活了三年后，为了完成博士学位，安决定回到印尼做田野调查。14岁的奥巴马告诉母亲自己不想跟去。他厌倦了再去适应一个新环境，他也喜欢上了外祖父母给他的自由。安没有勉强儿子。

    在印尼，安曾跟朋友们开玩笑说，她的儿子似乎只对篮球感兴趣。她的同事回忆说，当时，她曾为儿子缺乏社会责任感而深深失望。在印尼，安致力于帮助穷苦的女性。此时，奥巴马在10000多公里外的芝加哥，作为社工领袖也在做着类似的事情。安的朋友们说，安对奥巴马的职业前景感到欣慰，跟朋友们谈话时总是提及自己孩子的最新进展。“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他有多么聪明。”安的朋友乔治娅·麦考利说。

    1992年，奥巴马的母亲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，为此她已奋斗了近20年。这篇长达1000页的论文是对印尼农村铁匠业的分析。1994年，安在雅加达一个朋友家吃饭时感觉剧烈的胃痛。当地一名医生诊断为消化不良。几个月后，她回到夏威夷检查时却发现是卵巢和子宫癌。1995年，52岁的安去世。

    奥巴马说，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是母亲临终前他没有陪在身边。他飞到夏威夷跟家人一起把母亲的骨灰撒到太平洋。从此，母亲的精神一直鼓舞着他走向政治前台，参加总统竞选。派鲁索说，“贝拉克微笑时，看起来很像安。他笑起来跟母亲一样灿烂。”

    奥巴马身后另外两个女人

    外祖母：

    教育他挑战传统

    奥巴马背后的女人个个都不简单。他的外祖母早在30多年前，作为一名女性就挑战了男性主宰职场的传统。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，玛德琳·邓纳姆成为夏威夷银行第一个女性副总裁，为女权主义者狠狠争了一口气。

    玛德琳对奥巴马有养育之恩。她对女儿两次选择不同肤色的男子结婚又离婚几乎没有责怨，而是默默地帮她承担两次婚姻的结果——抚养小奥巴马和他的妹妹玛雅。

    奥巴马的母亲是个充满理想与幻想的学者，而他的外祖母却是脚踏实地的务实派。奥巴马曾说，他的外祖母深具美国中西部人谨慎与苦干的本性，他越长大越觉得外婆对他具有潜移默化之功。奥巴马显然继承了母亲和外祖母的特质。

    奥巴马曾在一次竞选中深情地提到外祖母：“她和母亲一起养育了我，她一而再再而三地为我作出牺牲，她爱我就像爱整个世界。”

　　妻子：

    让丈夫更加成功

    如果说奥巴马的母亲和外祖母为他提供了成为社会精英的基础，那么奥巴马的妻子米歇尔的出现则让奥巴马变得更加优秀。她是成年奥巴马的信心支柱，她在职业和家庭方面所营造的稳定“气场”让奥巴马能够专心地投入政治。

    美国媒体喜欢用“坦率、勇敢、意志坚定、幽默风趣”等字眼来描述米歇尔。有媒体认为，在奥巴马的竞选团队中，真正的“指挥官”是米歇尔。奥巴马阵营的任何一个竞选策略都与她相关，丈夫的形象设计更是由她一手包办。在她的指挥下，奥巴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奇迹，并将老牌政客希拉里甩在身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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